器物之魅与辞赋之美
    • 新闻来源:光明日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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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• 日期:18-05-15 09:56:36


    蒋晓光
     
    原标题:器物之魅与辞赋之美


      器物是日用之物的总称,与生活息息相关。人们一方面极为关注器物的制造与享用,追求便利与精工;另一方面又思考附着于器物之上的欲望与社会道德之间的关系。《周易·系辞上》曰“备物致用,立成器以为天下利,莫大乎圣人”,这是肯定的态度;《尚书·旅獒》曰“玩物丧志”,《传》曰“以器物为戏弄则丧其志”,这是警惕的态度。历史发展表明,只要调和得宜,必能彰显器物之功用。器物因其自身的魅力,成为一个时代物质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      器物与辞赋之间的关系极为亲密。《文赋》称“赋体物而浏亮”,《文心雕龙·诠赋》谓赋“铺采摛文,体物写志”,赋是“体物”文学的代表,敏锐地反映物质文化,无论大赋还是小赋,都重视在作品中呈现器物,《历代赋汇》相关分类可见其大略。再者,由于“赋”与“物”的亲密关系,同题壁、题画如出一辙,人们在日常使用的器物上进行辞赋创作,凡文人雅趣之所至,多有题咏。皇甫谧《三都赋序》论及赋的修辞特征“文必极美”“辞必尽丽”,器物与辞赋的联姻,是“物之魅”与“文之美”的结缘。

      辞赋中的器物与器物上的辞赋共同构成了辞赋与器物之间的关系,其最终表现形式仍是文学作品。曹丕《典论·论文》曰“诗赋欲丽”,然而“赋起于情事杂沓,诗不能驭,故为赋以铺陈之”(刘熙载《艺概·赋概》),因为赋在修辞上的鲜明优势,与器物相关的作品有三点值得关注:

      一是追根溯源,敷陈器物材料。枚乘的《七发》有一节专写音乐,重心落在“琴”上:“龙门之桐,高百尺而无枝。中郁结之轮菌,根扶疏以分离。上有千仞之峰,下临百丈之溪。湍流溯波,又澹淡之。其根半死半生,冬则烈风漂霰飞雪之所激也,夏则雷霆霹雳之所感也。朝则鹂黄鳱鴠鸣焉,暮则羁雌迷鸟宿焉。独鹄晨号乎其上,鹍鸡哀鸣翔乎其下。于是背秋涉冬,使琴挚斫斩以为琴……”古人以桐木为琴,选材是制琴的第一步,因此本段文字先写桐之特征、所处环境以及在大自然中所受到的熏陶,共同造就了材料的与众不同,然后才由琴挚斩木为琴,接着进入到演奏的阶段。琴在汉代极受贵族、文人士大夫喜爱与好评,桓谭的《新论·琴道篇》说,“八音之中,惟丝最密,而琴为之首”;汉末蔡邕流亡在外,“吴人有烧桐以爨者,邕闻火烈之声,知其良木,因请而裁为琴,果有美音,而其尾犹焦”,由焦尾琴的典故,既可见选材之难,又可见蔡邕精于琴道(《后汉书·蔡邕列传》)。琴是士人言志的重要器物,嵇康《琴赋》甚至认为“众器之中,琴德最优”,无论枚乘还是嵇康,都重视书写制作乐器材料的生长环境,至于其他器物题材赋也多如此,并且用辞赋这种文体将其纵横铺排出来。古人相信万物秉天地而生,器物的制作与使用都要遵循原材料之性理,赋之铺排是对器物性理的原始追溯,契合于自然之道。

      二是曲尽其妙,提升器物品格。唐代名臣李德裕曾于扇上作《画桐华凤扇赋》,其序曰:“成都夹岷江,矶岸多植紫桐。每至春暮,有灵禽五色,小于玄鸟,来集桐华,以饮朝露。及华落,则烟飞雨散,不知其所。往有名工,缋于素扇,以赉稚子,余因作小赋,书于扇上。”华即花,据《太平广记》载,蜀地“有鸟大如指,五色毕具,有冠似凤。食桐花……俗谓之桐花鸟”,因其特征与凤凰近似,故又称为桐花凤,外形小巧美丽,古人将之视为祥瑞。李德裕曾任西川节度使,治所在成都,故对桐花凤较为熟悉。赋以扇为描写对象,而扇之上有鸟,全文先写鸟之高洁,称其“独美露而爱桐,非人间之羽翮”,既而针对班婕妤《怨歌行》(即《团扇诗》)的哀怨以及传统的美人、蝉雀主题扇面,作者认为“未若缋兹鸟于珍箑,动凉风于罗荐。非欲发长袂之清香,掩短歌之孤啭”,扇用以消暑,而不去做女性的道具;与班氏哀怨天凉“弃捐箧笥中,恩情中道绝”不同的是,作者说,“虽清秋之已至,常爱玩而忘餐”,扇有了更高的价值,其品格得以升华。唐玄宗时张九龄曾因获赐羽扇作《白羽扇赋》,以“纵秋气之移夺,终感恩于箧中”作结,而前文“苟效用之得所,虽杀身之何忌”一句可谓掷地有声,元代赵孟頫《纨扇赋》曰“苟行藏之任道,愿俟时乎安之”,都已脱离宫怨,注入沉雄之气,在反复铺排中,烘托、抬升器物的气格。

      三是争奇斗巧,广纳异域器物。中国自古以来就与西方世界有着物质上和文化上的交流,西方不少器物也流入中国,并进入辞赋写作领域。在汉末,曹丕曾作《玛瑙勒赋》《车渠椀赋》《迷迭赋》,《玛瑙勒赋》序文曰:“玛瑙,玉属也,出自西域,文理交错,有似马脑,故其方人因以名之。”玛瑙,玉髓类矿物,中国当时亦有出产,只是数量不多,因此多从西域传来。《车渠椀赋》序文:“车渠,玉属也,多纤理缛文。生于西国,其俗宝之。”车渠,原为海中大贝,可玉化,硬度高,能用以制作各种器皿,印度洋及西太平洋均有出产。《迷迭赋》正文:“薄六夷之秽俗兮,越万里而来征。”迷迭草,鱼豢《魏略》云“大秦出迷迭”,原产地中海沿岸,能制香。玛瑙勒、车渠椀、迷迭香在当时都是新奇之物。及至明清,新器物涌入中国者更多,清初李光地作《眼镜赋》、纳兰性德作《自鸣钟赋》,这些在今天看来都是平常之物,然确非中华旧有,故能引起文士之兴趣。新器物、新科技是近现代文明的象征,它们进入作品,赋予辞赋新的生命。清末章桂馨的《电报赋》对电报技术的“一刻千程,纵声万里”大为惊叹,文中大肆想象其运行、传输机制,既有科学价值,也有文学美感。赋的铺排令新来器物的一切特征、性能全面展示出来,带来奇趣,更添新知。

      赋是极具中国特色的文体,兴于先秦而盛于两汉,北朝魏收说“会须作赋,始成大才士”(《北史·魏收传》),直至唐宋以后,由于“赋兼才学”的观念仍然深入人心,赋在科考中继续发挥它的作用。器物是物质文明的表征,研究器物与辞赋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。

       (作者:蒋晓光,系华侨大学文学院教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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